台灣沒有能力，也不應該成為財大氣粗的洋基帝國，只想以金錢搶收市場上現有的人才，而不從自家農場確確實實地培育可用的人才，傭兵拿了錢不一定有心辦事，合約到期，可能未流下任何雲彩就揮手拜拜，本土人才才會用心耕耘自己的家園。
台灣現行的教育制度以及研發環境確實有諸多待改善之處，遺憾的是，握有決策權者未能洞視癥結所在，而學研界的大老只關心自己或友人的薪資，以及訂定一些不合理的評鑑指標，以限制他人的競爭機會，這才是台灣當前最需改進之處。
社論－人才培養不能急功近利
最近中研院院士會議再度談及台灣人才供需失衡的問題。一些院士批評國內的大學生國際觀不足、外語能力差，大學所訓練出來的人才無法為企業所用；也有院士建議應深化人文教育，以重建大學教育與人文精神。
台灣人才不足的問題，近十年來經常被拿出來討論，已屬老生常談。每次熱烈討論後，政府總會採取一些做法以回應各界要求，但政府這些被動回應的作為始終是零零碎碎、且戰且走，從未有一套長期的人才培養方案。
舉例來說，六年前業界曾籲請政府調整大學的學程，以讓校園人才能為企業所用。政府幾經討論，設置了產業碩士專班、推出菁英留學計畫，行政院還成立了「人才引進及培訓會報」。但幾年下來，人才不足的問題依舊未獲解決。
去年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等人連署的「人才宣言」指出，政府長期把公務體制齊頭平等套在教研體系上，將使台灣難以聘到優秀人才，如今台灣已是高階人才的淨輸出國；此外政府設下的人才引進門檻，非但不利於爭取國際人才，甚至也使得來台唸大學的僑生與外籍生畢業後難以留用。對此馬總統回應表示會在政策上做一些調整。
近十年來有關人才的建言從未間斷，人才供需失衡確實是台灣今天的大問題。但細讀再三，提建言者都是從自身立場來看待人才問題，而不是從台灣長期的國力來思考人才問題。是以企業家總是從成本著眼，希望放寬外籍白領人才的門檻，而中研院、公立大學總是從待遇著眼，認為如今大陸清華、北大等名校的待遇已遠遠超過台灣，若不調高待遇，台灣將會面臨人才流失的危機。
然而，從長期國力來看人才問題，那就不能只著眼於人才引進的短期利益，而要有培養人才的長期思維。也不能只和他國研究人員比待遇的高低，而是應該找出提升研究熱情的方法。養才、攬才當然和成本、待遇有關，但執政者若僅著眼於成本、待遇，永遠培養不出一流的人才，也不可能留住一流的人才。所謂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」，意指人才的培養需要有長期的眼光，政府絕不可以東聽一個建言、西聽一個建議，毫無章法的拼湊出一堆人才方案。
人才到底該怎麼培養，古今中外並沒有一定的法則。但翻閱傳記歷史可以發現，為師者的熱情是不可少的。以牛頓和愛因斯坦為例，兩人都深受他們老師的影響而啟發了研究的熱情。兩人自大學畢業之後都沒有追求高薪資待遇，但卻持續維持研究的熱情。1667年牛頓自劍橋大學畢業後留校負責輔導兩個學生的功課，年薪雖只有200鎊，但工作輕鬆，讓他得以創造出反射望遠鏡，進而發現宇宙的奧秘。
愛因斯坦於1900年自瑞士蘇黎世聯邦技術大學畢業後，失業了兩年，1902年才到專利局當審查員，年薪也僅3,500法郎。但他樂在其中，在專利局工作六年多，此一期間他發表了相對論、等效原理等三十篇重要論文。他後來回憶這段在專利局的歲月說：「我非常喜歡專利局的工作，在這裡我悟出最美妙的思想。年輕學者需要獨立思考，最好先找一份與世隔絕的工作，像專利審查員、燈塔看守人，這樣既履行了一項有益的職責，又有時間致力於發掘科學的奧秘。」
愛因斯坦於1933年應聘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，此時他雖已享譽國際，但並不汲汲營營於自己的薪水，只提了一個數額不大的薪資，普林斯頓當局最後當然給他更高的待遇。由此可知，能否延攬到一流人才，關鍵不在薪資，而在於研究環境及攬才者的熱情。
我國的物理學家楊振寧、李政道，他們能有孜孜不倦的研究熱情，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，也是深受其師吳大猷的影響。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田中耕一亦復如此。田中耕一1981年自日本東北大學畢業後直接進入島津製作所的研發部門，四年的大學教育能培養出一位諾貝爾獎得主，為師者的熱情實為關鍵所在。
十多年來台灣有太多人在談人才，政府也有太多的急就章方案，但這些方案總是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，順遂了各方的要求，但台灣的人才問題卻日趨嚴重。政府只會不斷以量化指標評鑑大學、用量化指標決定教育資源的分配，用五年五百億擠進全球百大排行，卻從未致力於長期的人才培養計畫。政策片斷而零碎，只求近利而無遠圖，復以我們的教育制度重研究、輕教學，這樣的環境豈能培養出牛頓、愛因斯坦等一流的人才？
經濟發展需要人才，社會進步需要人才，國力的強弱也取決於人才。人才政策在施政位階上必須超越個別的經濟利益，培養人才更甚於引進人才。而要培養人才，就得喚起教育官員及為師者的熱情。看看牛頓、愛因斯坦、楊振寧、李政道、田中耕一的成長過程，決策當局理應有些啟示才是。
台灣人才不足的問題，近十年來經常被拿出來討論，已屬老生常談。每次熱烈討論後，政府總會採取一些做法以回應各界要求，但政府這些被動回應的作為始終是零零碎碎、且戰且走，從未有一套長期的人才培養方案。
舉例來說，六年前業界曾籲請政府調整大學的學程，以讓校園人才能為企業所用。政府幾經討論，設置了產業碩士專班、推出菁英留學計畫，行政院還成立了「人才引進及培訓會報」。但幾年下來，人才不足的問題依舊未獲解決。
去年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等人連署的「人才宣言」指出，政府長期把公務體制齊頭平等套在教研體系上，將使台灣難以聘到優秀人才，如今台灣已是高階人才的淨輸出國；此外政府設下的人才引進門檻，非但不利於爭取國際人才，甚至也使得來台唸大學的僑生與外籍生畢業後難以留用。對此馬總統回應表示會在政策上做一些調整。
近十年來有關人才的建言從未間斷，人才供需失衡確實是台灣今天的大問題。但細讀再三，提建言者都是從自身立場來看待人才問題，而不是從台灣長期的國力來思考人才問題。是以企業家總是從成本著眼，希望放寬外籍白領人才的門檻，而中研院、公立大學總是從待遇著眼，認為如今大陸清華、北大等名校的待遇已遠遠超過台灣，若不調高待遇，台灣將會面臨人才流失的危機。
然而，從長期國力來看人才問題，那就不能只著眼於人才引進的短期利益，而要有培養人才的長期思維。也不能只和他國研究人員比待遇的高低，而是應該找出提升研究熱情的方法。養才、攬才當然和成本、待遇有關，但執政者若僅著眼於成本、待遇，永遠培養不出一流的人才，也不可能留住一流的人才。所謂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」，意指人才的培養需要有長期的眼光，政府絕不可以東聽一個建言、西聽一個建議，毫無章法的拼湊出一堆人才方案。
人才到底該怎麼培養，古今中外並沒有一定的法則。但翻閱傳記歷史可以發現，為師者的熱情是不可少的。以牛頓和愛因斯坦為例，兩人都深受他們老師的影響而啟發了研究的熱情。兩人自大學畢業之後都沒有追求高薪資待遇，但卻持續維持研究的熱情。1667年牛頓自劍橋大學畢業後留校負責輔導兩個學生的功課，年薪雖只有200鎊，但工作輕鬆，讓他得以創造出反射望遠鏡，進而發現宇宙的奧秘。
愛因斯坦於1900年自瑞士蘇黎世聯邦技術大學畢業後，失業了兩年，1902年才到專利局當審查員，年薪也僅3,500法郎。但他樂在其中，在專利局工作六年多，此一期間他發表了相對論、等效原理等三十篇重要論文。他後來回憶這段在專利局的歲月說：「我非常喜歡專利局的工作，在這裡我悟出最美妙的思想。年輕學者需要獨立思考，最好先找一份與世隔絕的工作，像專利審查員、燈塔看守人，這樣既履行了一項有益的職責，又有時間致力於發掘科學的奧秘。」
愛因斯坦於1933年應聘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，此時他雖已享譽國際，但並不汲汲營營於自己的薪水，只提了一個數額不大的薪資，普林斯頓當局最後當然給他更高的待遇。由此可知，能否延攬到一流人才，關鍵不在薪資，而在於研究環境及攬才者的熱情。
我國的物理學家楊振寧、李政道，他們能有孜孜不倦的研究熱情，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，也是深受其師吳大猷的影響。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田中耕一亦復如此。田中耕一1981年自日本東北大學畢業後直接進入島津製作所的研發部門，四年的大學教育能培養出一位諾貝爾獎得主，為師者的熱情實為關鍵所在。
十多年來台灣有太多人在談人才，政府也有太多的急就章方案，但這些方案總是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，順遂了各方的要求，但台灣的人才問題卻日趨嚴重。政府只會不斷以量化指標評鑑大學、用量化指標決定教育資源的分配，用五年五百億擠進全球百大排行，卻從未致力於長期的人才培養計畫。政策片斷而零碎，只求近利而無遠圖，復以我們的教育制度重研究、輕教學，這樣的環境豈能培養出牛頓、愛因斯坦等一流的人才？
經濟發展需要人才，社會進步需要人才，國力的強弱也取決於人才。人才政策在施政位階上必須超越個別的經濟利益，培養人才更甚於引進人才。而要培養人才，就得喚起教育官員及為師者的熱情。看看牛頓、愛因斯坦、楊振寧、李政道、田中耕一的成長過程，決策當局理應有些啟示才是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